怎么找股票配资公司全国唯一美育特级教师：生命稀薄与教育的匮乏直接相关

起初，我以为这是一个古典的报恩故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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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85年读高一的少年杨文斌，上了当时全国中学校园里绝无仅有的美育课。多年后看了美国电影《死亡诗社》，他才恍然大悟，“不就是当年的我们吗？我们的经历可能还更早！”

意识到能接受“世界级美教育”是何等幸运后，今年2月和7月，事业有成的杨文斌先后设立北京大学“蔡元培美育基金”和王圣民美育基金，力图在全国支持和培养更多美育教师。

采访了王圣民，还有她的多位学生后，现在我确定这是一个相互成全的故事。王圣民的赤忱、历任校长的信任、学生的呼应、家长的支持，以及上世纪80年代中期包容的社会氛围，让这门教材都没有的课，从最初的5分钟扩充到后来的45分钟，成为上海市南洋模范中学延续至今的美育必修课。

上世纪80年代在南模工作的王圣民受访者供图

教育家蔡元培是在中国提出美育教育的第一人。他认为，中国从近代到现代的历史大转向中，美育可以起到思想启蒙的作用。后来，蔡元培在北大开设并讲授美育。

在王圣民之前，没有中学教师，像她一样把美育带给青少年。多年来，她不仅培养了一代代学生，还写出专著《艺术欣赏导读》、《美丽课堂》，散文集《美育小札》。1999年，王圣民被上海市政府授予“美育特级教师”称号。

遗憾的是，24年过去，王圣民仍是全国唯一获此殊荣者。

“无趣”与教育匮乏关联

去王圣民家那天，是8月最后一个星期三的下午。天空飘着处暑过后的第一场细雨，风从窗外吹来，不时撩起夹着褐色大条纹的米白落地窗帘，宽敞而通透的客厅里，不溽也不热。

看着眼前充满亲和力的王圣民，让人觉得学生们在网上写的回忆中，使用频度最高的那些形容——美丽、优雅、有品位——绝非谬赞。

她一头浅板栗色齐耳大卷短发，佩戴粉色珍珠耳钉和项链，穿着酒红色收身短袖、银灰色半长纱裙，皮肤白皙干净，身材纤细挺拔，声音柔婉亲切。只有淡咖啡色镜片后微垂的眼袋，和眼角少许细纹，显出岁月在此默默徘徊。

王圣民在家中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饶轩供图

地板新打过蜡，客厅里展示着她和丈夫东进生从国外带回的精致纪念品和摆件，风格不一的钟就挂了五个，“我们家有十多个钟，一个都不准！”王圣民笑着说，像孩童炫耀玩具。7月，他们去外地旅行时还玩了漂流。下船后导游才知道，这对身手敏捷的夫妻已经78岁、80岁，不禁十分后怕。说起导游当时反应，两人得意地笑了。

去东方卫视“东方大讲坛”做讲座时，王圣民语重心长地对台下的老年听众说，年纪大了未必就是“垂垂老矣”，要找个爱好，这样到80岁的时候生命力还很旺盛。但是很多老人说，无聊，“做事体噶么劲”。

她说，自己从来没有这种状态。写东西的时候，从靠阳台的书桌，穿过客厅到餐桌拿东西，都要一路小跑。“为什么？我觉得来不及。这么多的书来不及看，这么多的电影来不及看，这么多的音乐没有时间听。我就跟那些老人说，如果年纪大了觉得无趣，生命力就不饱满，已经稀薄了。”王圣民认真地说，生命的稀薄，与小时候教育的匮乏直接相关。

王圣民78岁的人生，堪称半部中国现当代史——抗战胜利那年出生，新中国成立前母亲是教会学校的老师，从小喜欢朗诵、戏剧，高中时是上海青年宫艺术团从全市挑选的四位中学生报幕员之一，一心想考艺术院校，结果被卡在家庭成分上，无奈读了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。1967年大学毕业后，王圣民被下放到部队和农场，直到1970年，被分配到南洋模范中学做语文教师。

时代的波谲云诡中，王圣民的父母尽力给子女撑起一片宁静和自由。他们都是知识分子，鼓励几个孩子从小就广泛阅读。13岁时，王圣民在心爱的天蓝色塑料封面的笔记本上，抄下苏联诗人施巴乔夫写的《要善于珍惜爱情》，母亲看了也没说什么，“我喜欢这首诗，觉得很美，都背得下来。我妈妈很开放，不是看我写了爱情，就说我有爱情。”

上世纪60年代，大多上海人都像《繁花》中沪生的小学老师王老师那样，“永远穿着朴素的人民装”，外套几乎是灰蓝二色。王圣民的母亲却告诉她，女孩还是穿裙子好看，每次文艺汇演去报幕，她还会根据时节给女儿设计演出服，再让青岛带来的保姆缝制。

1963年读大学前，王圣民一直都穿裙子。几十年后开同学会，老同学还记得，高中时她穿过一身红色短袖衬衣、蓝色半裙。

他们要想把我“吃”了

一开始，王圣民不喜欢教语文，想过离开。当时中学语文教学非常死板，老师必须严格依照规定的教师参考用书教学。教案里的内容，要么意识形态色彩太浓，要么观点空洞而苍白。从小阅读文学经典的王圣民觉得，这不是语文应有的样子。

到了1975年，适应上课节奏的王圣民，想用自己喜欢的方式教学。“我跟学生，也跟学生家长打招呼，说能不能在上课快结束的几分钟，讲些我认为该懂的东西？”得到一致赞同后，她把语文课分成两部分，前40分钟正常教学，最后5分钟内容变了，有时讲某幅画背后的故事，有时读一首诗，有时介绍诸如《花儿为什么这样红》的民歌如何诞生。

刚进南模工作不久的王圣民受访者供图

“这些学生在听语文课的时候，就这样坐着”，王圣民把双手松放到胸前，模仿他们无精打采的样子，“但是等我讲到最后，全班的神态真的都不一样，都挺直了，眼睛睁大了，好像醒过来，想要把你‘吃’了，有时候我都觉得他们在咬牙切齿。我就知道，这5分钟他们是听进去了。”

学生的期待让她越讲越有劲，开始有计划地授课。那时，“文革”虽然结束，整个社会精神层面依然荒芜，上海有些大学都没开设心理课，中学生更不知“心理”为何物。王圣民却认为，健全的心理对学生的一生很重要，宝贵而短暂的5分钟里，好多内容都是人格教养。她还会让学生用练习本抄些好词好句，比如“却之不恭，受之有愧”“入暗室而不欺”，借此教他们为人之道。

有段时间，王圣民上课很是忐忑。社会恢复正常后，高考重新启动，南模也回归上海市重点中学序列，吸引全市优秀中学生报考。课堂上，还要不要继续讲那些“无用”的东西呢？

因为历史和所在地理位置等原因，南模的家长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知识分子，他们一看孩子的练习本，就知道王圣民的用意。开家长会时，有人会专门跟她说，“王老师，我看到那个练习本了。”言简意赅，王圣民一颗悬着的心也就此放下，“我能够理解他的好心意。”

王圣民把所有精力都用在美育上，是1984年时偶然看到一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报告。报告说，世界各地对中国留学生的普遍印象是勤奋、用功，但缺乏艺术与人文修养。南模的前身是创办于1901年的南洋公学附属小学，学生毕业后，大多从事理工类工作，很多人也会留学深造。这份报告让她深受触动，“当时最大的愿望就是能让我的学生，留着右脑来欣赏艺术，培养人格，有教养。”

80年代中期，社会上掀起一股“美学热”，李泽厚凭借《美的历程》成为无数青年的“精神导师”，但中学美育仍是无人探索的新大陆。 “我一定要感谢我们的学校，我们的校长。”王圣民饱含感情地说，1998年去世的老校长赵宪初，曾担任上海市政协副主席，也是教育家，给了她很大的空间。

那时，王圣民把自己编写的美育课教材给他看，赵宪初马上就同意开课，“‘我相信你。’赵校长这句话给我的信任是没法说的，我就只有一个愿望，一定要把这个课上到最好。”

“上课不要带脑子，要带心”

1985年秋天，王圣民正式开设美育课。高一的学生们走到教室门口，就发现这堂课不一样——授课教师站在教室门口，微笑着向每位走进来的学生问候“你好！”

学生们反应不一，有些报以同样的微笑和问候，有些只笑不开口，还有些男生头都不抬，看准王圣民和门框之间的缝隙，倏一下就弓着身钻进教室。她就跑进教室，用身体挡住一个怎么也不肯抬头的学生，微笑着坚持，“我叫过‘你好’，你回我了吗？来，说一声‘老师好’！”

之后，每一年的美育课，王圣民都从主动向学生问好开始。钱志龙1989年进南模上初中，1996年毕业，至今还记得当时与王圣民的对视。“别的老师上课也有问候，只不过是例行的，同学喊‘老师好’，回答一声‘同学们好’，没有一对一的温情。”钱志龙认为，王圣民这样做是在调整学生的状态，“不再是高高在上的老师，跟是你平等的，而且眼神永远那么温暖，让你觉得一进到她的教室，心会安静下来。”

等到全班同学入座安静后，王圣民又宣布，美育课没作业，不考试。话音刚落，教室里爆发出阵阵欢呼。不过她补充说，“唯二”的要求是，第一，上课不要带脑子来，要带心来。第二，准备一个自己觉得最好看的笔记本，把他们喜欢的内容抄进去。

“上课不要带脑子来”这句话对学生很大震撼，“不要带脑子来，那上课还有什么用？我说，只要你们快乐、愉悦，喜欢和大家在一起，喜欢生活，就有用。美育就是让学生没有负担，可以自由飞翔。”

王圣民做的美育笔记饶轩供图

即便带着笔记本，王圣民也异于很多老师，只叫他们在需要的时候才提笔，其余时间看和听就行。“从她的眼睛到她的身体，包括她的语言，都在跟我们讲什么是美育。”阎华回忆，她1990年在南模上初中，那一届学生比较幸运，初一和高一都上过美育。上课时除了做笔记，阎华的眼睛一刻也舍不得从王圣民身上移走，“第一次看到她时候，就觉得气质特别好，特别长得美，声音、举手投足的仪态也特别美。这就是我们对美育的第一感知，美是由内而外散发出来的。”

80年代时，王圣民经常穿一件咖啡色麂皮小背心，内搭白色长袖衬衫，配半截裙和一双细高跟鞋。那些漂亮的衣物是东进生从广东出差带回来的，花了300多块，这在当时堪称巨款。还有一年，南模为高一的学生在操场举办篝火晚会，她朗读了一首诗，诗歌里有个反复出现的“小红马”意象，那一届的学生就一直叫她“小红马”。

王圣民说，上课讲究着装是有原因的。《礼记》里就讲，“亲其师，信其道”，男孩女孩在青春期开始萌生出朦胧的美感意识，如果老师的个人形象良好，自然就愿意听他们的话，“我们都是这样过来的，是吧？”

“她本人就是很好的美育教材，浑身上下散发着优雅，站在那里就告诉大家什么是仪表大方。”37岁的饶轩说。

教倾听、微笑、表达善意

这就是王圣民美育课的基本底色，让学生直观地感受到美好。18世纪时，德国哲学家鲍姆加登提出“aesthetics”一词，源于希腊语，有官感与情感之意，只是日本接受西学后将其翻译成“美学”，王圣民说，这个翻译其实压缩了美育的内涵。

“心灵美是内在美，真正的美要外化出来，否则对方感受不到。”阎华第一次听到这个说法。那时，大多数家长和老师向女生强调的都是，不能关注打扮，要集中精力学习，“我从小就知道，打扮不是一件很好的事情。”中学时，阎华每次参加完上海小荧星艺术团的活动，都会自觉把漂亮的演出服换掉，再换身朴素的衣服返校。“青春期的时候，女生其实都很向往美。这时王老师出现了，告诉我们美就是要外化，就像遇到知音一样，让你觉得向往美没错，美是一件好的事情，而不是羞耻的事情。”

一次上课，王圣民拿了一张很大、很漂亮的空姐照片来，问大家她笑得美不美。得到学生们的肯定回答后，王圣民又把空姐的鼻子和嘴部挡住，叫他们再看她的眼睛。这时学生们发现，空姐的眼神其实有点凶。王圣民说，这是职业的微笑，而不是发自内心的微笑。

那节课，她给学生们示范如何笑。“除了嘴角要上扬，眼睛还要透出笑，那才是真的笑。”放学回家后，阎华还对着镜子看自己笑时，眼睛有没有也在笑。

上课讲礼仪时，她还告诉学生如何倾听，什么是真正的倾听眼神，细致到凝视眼睛看多久，什么时候该转向怎样的角度，嘴角、眉毛、眼睛的姿态，身体的倾斜程度等等。“这些日常生活中的礼仪没有人会教，家长顶多是偶尔提醒，笑不露齿，不要笑得太放纵，而不是像王老师一样系统性地教，再把礼仪上升到某些高度。”阎华说。

“是让学生发自内心地去接受美育，而不是说逼迫你，或者说你不做，就给你一个道德评价，觉得没素质。她只是会告诉你，如果这样做会更好，选择权给学生。”1996年进南模读初中、2003年高中毕业的饶轩，也对王圣民说的“美要外化”印象深刻，“王老师说，要把你的善意、温暖、微笑，让对方看得到。是王老师让我觉得，主动表达善意不是件不好意思的事。”

饶轩高大魁梧，待人热情。他说，每次外出，如果看到有陌生人想求助、又没开口时，就会主动上前和对方交谈。我和他就是因此认识的。王圣民美育基金会成立那天的活动间隙，我想约王圣民采访，当时她正在和人交谈，没有看到站在身后的我。观察了几分钟后，一旁的饶轩主动过来，微笑着问：“你是不是有点什么事情？”

有时，饶轩的朋友会说他“多管什么闲事”，甚至小时候家人的教育也是这样。“但这是我们学校传统的方式，你觉得自己可以帮，为什么不帮？帮的方式注意就可以了。”

王圣民说，美育就是这样，要让学生看到、听到、闻到、触摸到美好的东西，才能激发他们对美的向往。钱志龙至今还记得，有一次上课，王圣民带了一个紫砂壶和一撮茶叶，用开水冲泡好茶叶后，让学生传递着紫砂壶，闻茶叶的清香。“她打开学生的五感，让学生知道人的所有感官都可以捕捉美，理解这个世界是如此丰盛，美可以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。这就是约翰·杜威说的，‘教育即生活’。”

王圣民告诉我，宏大的内容自然有人会教，她就教学生最小的东西，“教养是在无声无息中培养的”。

那几秒镜头要不要看？

一开始，美育课的上课条件比较简单，后来硬件得到很大改善，王圣民就让学生看电影。东进生从北京电影学院美术系毕业后，进入上海电影制片厂工作。电影欣赏课上，她像电影学院的老师一样，给学生讲电影制作、镜头手法、声光影布置，看电影该看什么，“不是说看这个人和那人好了，他们吵架了，他们不好了。”

准备给学生放《教父》第一部时，王圣民把电影反复看了几十遍，选出精彩的镜头为学生逐一分析。讲到阿波罗尼亚被暗杀时，从场景的第一个镜头到最后一个镜头，教他们边看边数，体会导演怎样通过17个镜头，把暗杀过程呈现得既干净利索，又对人物命运发出喟叹。

影片里还有一个镜头：麦克婚礼结束后回到房间，阿波罗尼亚已经脱下婚纱，只穿着一件白色蕾丝低胸吊带裙站在梳妆镜前，麦克走上前和她拥吻。要不要给学生看那几秒钟的镜头呢？他们看到有什么反应？王圣民一度举棋不定。

电影《庐山恋》1980年上映时，里面出现了新中国电影史上的“第一吻”，引发巨大的轰动，比较起来，《教父》里的那几秒镜头，尺度更大。“我是教师，那边是学生，有些家长要是很较真的话，我也脱不了干系。”接连好几天晚上，王圣民都辗转反侧，最后把心一横，“我想好了，要是有人找来，就说是为了开一节‘性别的美感’课。”

果然，放到这个镜头时，教室里气氛变了。有些男生交头接耳窃窃私语，然后发出低沉而微妙的轻笑。下课后，有女生忍不住委屈地说：“王老师，他们男生在笑。”王圣民露出少见的严肃，把全体男生留下来，拿出提前准备好的讲义，开始讲“性别的美感”。

她从男女生理不同讲起，讲到男女同校历史，再延展到性别歧视，告诉他们如何尊重女性，如何与女同学、将来的女同事、女领导打交道。“不懂性的人，首先知道的是关于性的负面东西，我觉得太亏了。他们在最美好的年龄，应该让他们知道性别的美感。”

类似内容，1982年开始就读南模的张铭也记得。“男生应该怎样尊重女生，何为绅士风度，如何把绅士风度变成日常礼仪。十多岁的男孩子毛手毛脚的，虽然也知道尊重女生，但在那之前没有变成一种共识。她一说，我们听了就觉得那样做很高级。”

张铭是王圣民做专职美育教师后教的第一批学生。在那一年的课堂上，她也做了一件有些“轰动”的事。讲到雕塑和绘画艺术时，在教室后面的黑板上贴了些名作画片让同学欣赏。米开朗琪罗的《大卫》大理石雕塑，是西方艺术史上怎么也绕不开的杰作，但作品呈现的是青年男子的裸体，要不要贴，她也犹豫了好久。杨文斌当时是班级宣传委员，帮她把“大卫”贴上后，一到下课，男生基本都往教室后面涌，女生全往前门走。

而那时南模有条校规是，学生看“黄色小说”，要被严厉处罚。

一个正确的时间点

7月中旬，王圣民美育基金会在上海设立的当天，在南模当了10年校长的张茂昌也被邀请到场。上台发言时，白发苍苍的老校长说得非常简短，也很谦逊。他说，自己只是南模美育的“继任者”，也被王圣民的美育课感动。

不过指针回拨到当时，学生们并不知道，他们的美育课是多么罕见。饶轩好奇地问过别的中学学生，是否也有美育课，“什么美育？美术吧？”对方一开始还以为听错了。

保送去北大的钱志龙，上高中时也只是觉得学校氛围好，学生没有学得很苦，成绩还不错。他在网上看过一组上海著名中学学生对母校的评价，南模的“地狱指数”最低，“长大后再回望，尤其从学习者切换到了教育者，才意识到那时学校做的决策，开设的课程对学生成长有多重要。”

南洋模范中学正式建校于1901年，前身是南洋公学外院，是中国最早由政府主办的新式中小学

杨文斌说，除了拍板让王圣民开美育课的赵宪初，从1990年开始做校长的张茂昌，同样给了美育课很多支持。张茂昌也是上海的教育家，为了在南模任教，学物理的他放弃了到复旦大学深造的机会，“是一位非常难得的开放型校长，他让南模继续保持多元化的教育风格、重视素养教育，有非常宽和高的眼光。”

王圣民曾开玩笑说，美育课是“开小三子的n次方”，所谓“小三子”是指音乐、美术、体育。但美育课却啥都不是，上课内容全靠王圣民自己准备，“因为除了南模，没有学校有这样一门必修课程。”这就注定，她有很多实际困难需要克服、消化。

任专职美育老师以前，王圣民已经是语文高级教师，有与之匹配的不菲收入。再加上南模是名校，有人请她出去上教培课，报酬也不低。成为专职美育老师后，收入断崖式下降，很长一段时间里，绩效工资甚至和学校一位患病的保洁工人不相上下。直到1999年评上全市“美育特级教师”，待遇才提上去。“钱当然是好的，我知道，我也不是很有钱。很多人也说可惜，收入这么低。我说，能让我这么教美育，和学生有这种接触。这样比起来，快乐就不一样。”

张铭说，1987年，上海文艺出版社面向大众，出版过一套普及读物《五角丛书》，每本很薄，只有5毛钱，涉及的内容却非常广泛，有人文历史、天文地理、科学政治等内容。从当时《五角丛书》很受读者欢迎可以看出，王圣民对中学美育教育的探索，出现在了一个正确的时间点。“1985年之前，大家精力都集中在改革开放，一点点探索市场化。到1985年左右，随着经济发展，各方面更包容、更多元了。”

王圣民也很感谢当年的家长，“到了高中，一节课不讲这个，不讲那个，就讲艺术欣赏、举手投足，对一般的家长来说是不能接受的。但是我们学生的家长都接受，给我说他们没法这样教育孩子，希望我要把课上下去。”

2008年王圣民退休时，她发消息嘱托既是自己学生，又是南模美育课新接班人的范依琳：“你要接好王老师的班不容易啊，现在的应试氛围更浓了。”

杨文斌一直很关心教育，“高中毕业35年，我感觉是越来越卷，从大学卷到高中，从高中卷到初中，从初中卷到小学甚至更往前。应试的东西越多，素养教育的时间就越少。我们真的或许要反思一下，是不是应该这样卷？”

杨文斌说，美育是让人总是去寻找世界美丽的地方，对未知的世界、未来有一种渴望和追求、往往，就会激发人极大的创造力。“如果没有美育在内的素养教育，学生分数虽然很高，但可能没有创造力和想象力，也没有很坚定的世界观和审美观，这是非常让人遗憾的事情。这也是我设立美育基金的初衷。”

逛美术馆是“集体潜意识”

去年上海疫情时，一直坚守在公司的张铭，联系了王圣民好多次。很少有一位副课老师，走过几十年的教学生涯，能让学生对她这么有感情，也乐意以各种形式，谈论自己与老师之间的回忆。

南模78届3班的陈辛，读初中时王圣民是他的班主任。他在知乎和豆瓣上发表了相同的一篇回忆文章。文章里说，从小学到初中，亲历了整整十年“文革”，但在王圣民的班级里，“见不到那种政治狂热，倒是有相对的温和与平静，即使外面风云变幻，老师也云淡风轻，与我们谈论屈原、王安石、苏轼的诗词作品”，陈辛写到，“在那段日子里，是老师的美好心灵使我相信世上仍有美的存在”。

因为留学和工作缘故，钱志龙有很多年没见到王圣民，再次在公开活动上与老师相遇时，已到中年的他在台上激动得潸然泪下。我联系钱志龙进行采访的前一天，他带着新制作的系列纪录片《一个校长的出走》第二季，参加2023首届中国纪录片大会，晚上快10点，还在朋友圈发了几十张现场照片，但马上就同意接受采访，“讲王老师的事绝对不是打扰，明天就安排上！”第二天，忙得午饭都拖到下午2点后才吃的钱志龙，在电话里说起王圣民，语气满是温和、感激。

从几代学生的讲述中，我发现他们尽管彼此不一定都认识，有些爱好却一致。

饶轩告诉我，他无意中认识了一位王圣民上世纪70年代时教过的学生，对方年龄和他父亲相仿。一开始他以为会有代沟，聊起来却发现，大家每到一个地方旅行，首先都要去当地的美术馆、博物馆，“那位学长说他在美术馆可以一待就是一天，我也是这样，我们很多同学都是这样，可以说逛美术馆是我们的一种集体潜意识。”

建于1956年的上海美术馆，是新中国最早建立的美术馆之一。但钱志龙在上美育课之前从未去过，“中国家庭在那个年代没有那样的习惯，直到有一天，有人告诉你，这件事情很重要，你自然会养成这样的习惯，受用终身。”后来，他去过40多个国家的几百家美术馆。

他们也和我谈到上了美育课后，班级同学们发生的变化。

南模篮球队在上海很强，早在1923年就得过上海市中学生锦标赛冠军。张铭读高中时，学业很轻松，下午3点左右放学后，男生们最大的娱乐就是去打蓝球。上了美育课后，他和杨文斌等几个同学明显受到王圣民影响，自发组成“美育小组”，不打球或者没篮球比赛的时候，几个同学把作业做好，就留在教室聊天。有时聊文艺，有时聊哲学，当时也恰逢西方各种文艺思潮大量涌入，他们有说不完的话题，每次都是天黑才回家。

同学之间聊天更有话题了，十多年后，饶轩也有类似感觉。“之前都是聊打游戏、打篮球，有时说考试，后面再聊就不一样了。”饶轩说，作为百年名校，南模有不少同学的家境都很好。但很多同学家里的情况，他们是毕业后很多年才知道的，上学时，同学之间的关系一直很纯粹。“为什么不问彼此家境？因为当时根本想不到这个问题。聊得很多的是，你最近看的是什么电影？你喜欢什么兴趣爱好？或者约着一起去看电影。”

饶轩觉得，当时的他们很天真，很快乐。

几十年后才观察得到的影响

最大的变化，是王圣民直接改变了很多学生的人生轨迹。

张铭在建筑设计院家属区长大，从小喜欢跑进办公室看大人们画的蓝色图纸，摆弄各种长尺子、大圆规。高中时，他的理科成绩很好，按照正常的发展轨迹，他会去上海交大之类的理工名校，像父辈一样学工科。“她讲了那些诗歌啊，艺术啊之类，我就被吸引了。”文理分班时，他坚持读了文科班，最后考入心仪的复旦大学中文系。

饶轩最早是一位软件工程师，后来转型做摄影师、纪录片导演。他职业改变的起点，来于那次看《教父》，“王老师教我们看如何在虚构的剧情当中塑造真实的人性，改变了我观看艺术的方式和欣赏的角度。以后再看任何影视，一下分得清楚导演水平。”包括1998年轰动全国的美国大片《泰坦尼克号》上映，他和班上很多同学去看了，给出的评价都有些不同，“我们也觉得很美，但是莱昂纳多的角色就是最佳男友，没有立体性，和《教父》还是有差距，虽然它的制作大多了，给人的心灵震颤不一样。”

北大毕业后，钱志龙赴美读传播学和文学硕士、教育学博士。后来，在中美两国都当过大学老师和中小学校长，管理过幼儿园，做过国际学校的校董，也在免费的农工子弟职校从事过一线教学。他不管怎么变化，工作都与教育有关，“就像你收到过一个好的礼物，希望跟更多的人分享，我想把王老师带给我的那种温度和美好传递下去。”

从事了这么多年教育，钱志龙感触很深的是，在学校教育环节，某种程度上可以说，老师的眼界就是学生的天花板，“老师要先看到世界之后，才能把知识传达给孩子。如果老师自己生活就是两点一线，没有更广阔、更丰盛的视野，只去强调课本里的那些东西，就把学生的天花板拉低了。”

退休前，也有学生焦虑地问王圣民，学了那么多“恭良温俭让”，到社会后会不会吃亏？“我说你不要着急，我现在就在社会上，我从来没吃过亏。”王圣民很自信地说，不是不世俗，就不能融入社会。“我给那个学生说，你大可放心，要想自己很纯正，很有尊严，活得质量很高，是很困难的，要慢慢上去。但是要马上滑下来，很世俗，同流合污，有的是机会。”王圣民这番话，可能又要到很多年后，那位年轻的学生才懂得。

80年代时，南模的操场很小，体育课练长跑，体育老师只好叫大家从学校门口起跑，绕周围马路跑一大圈。有些学生熟悉地形，就从弄堂抄小道。甚至还有人直接找辆自行车骑一段。后来上美育课，王圣民在黑板上写下“入暗室而不欺”。

这六个字像铆钉一样嵌入了杨文斌的脑海。从北大毕业后，他回到上海从事金融工作，“金融这个行业比较特殊，离钱近，特别看得出来人性。尤其是中国的财富管理行业，在2018年资管新规出台之前比较混乱，很多财富管理公司在卖高风险的产品，觉得反正短期赚一票就可以了，对客户造成的伤害，关我什么事情。”

杨文斌说，他坚决没碰这些产品，哪怕短期内付出蛮大的代价，比如业务发展比别人慢，公司内部也有经营压力，“接受的教育是刻在骨子里的，会深刻影响我在关键时刻的决策。当然，最后事实证明，走正路，坚持自己的一些原则，还是会受到市场的选择。”

“一个年轻人没上美育课，可能就只有一定的知识储备，有一定的业余爱好。”张铭用手比画着打比喻，平静地说，“就像房子有框架，但不一定能够支撑得住，经受不了大风大雨。别看美育只是一个维度的东西，但是有种化学反应，可以让其他几根柱子成型、立得起来。可能你会被骗，可能你会上当，可能会软弱无力，但是碰到困难和压力的时候，不会扭曲、变形，最后能扛过很多东西。”

张铭还说，现在回头再看，当时班上那些“美育小组”的同学们，虽然大家从事的职业不同，但比较一致的是，没有谁做突破底线的事，“这就是那些课给我们带来的潜移默化影响，结果要通过几十年的观察才看得到。”

那天傍晚，采访快要结束的时候，王圣民突然扬了扬话音，笑着对一直在餐桌边安静听她讲述的丈夫说，“进生，你那时候一直说我太单纯。”

“对的。”东进生说话不紧不慢，声音浑厚。

“结果你看，你觉得我到现在呢？”

“还是比较单纯。”他半开玩笑的话音一落，大家都笑了。

（文中张铭为化名）

《美育小札》王圣民著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 2017年1月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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